但是由于这个主意过于优秀，立刻又有人提出：为何不就索性改成大军紧跟其后，直接就从泾原路突破，从那里打过去，还可以包抄到环庆路与鄜延路的后路，就算不继续南下，就直接从东面兜一圈，这样的一场武装大劫掠的收获也会是不小的。
仁多保忠立即讥笑这种想法太想当然，所谓突袭，只能小股部队出其不意，大军调遣，消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漏了。
在西夏朝廷对于攻宋战争的种种意见争执不下的同时，大宋朝堂中的争议之声同样也是热闹不止，只是与西夏的谋外不一样，大宋的争论之事，永远都是围绕着内斗开始的。
元祐元年，朝廷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管勾看详诉理所，专门用来听取在宋神宗时的熙宁与元丰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而获罪的命官等人申诉，诉理要求平反的案件。其处理原则非常简单粗暴：只是确认涉事者是旧党，要么是“事涉冤抑”、要么是“情可矜恕”，统统可以平反。
这哪是什么司法纠偏机构，纯粹就是一个党争工具。
所以，在章惇为代表的新党上台之后，诉理所并没有撤销，职能成为了追究绍圣之前的所有对新法有过不利言语官员的罪责。处理原则同样地简单粗暴：只要是旧党，统统都重新确认罪行打倒；只要对新法言语不利，全部抓取获罪。
担任看详官的安惇、蹇序辰，便以此为据，四处搜罗各个大臣曾经讲过的话、曾经写过的东西，还上书要求将元祐以来的奏章文书专门收集成册。实际上就是在这其中，进行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打击各种政治对手。
而经过诉理所的连续折腾，新党已经开始完全掌握了朝政，再也没有明确的台上政治对手，所以，在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便开始成为了朝争的主流。
首先是此时知枢密院事的曾布极不认可章惇的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他对皇上表示担心：“诉理所如此操作，株连者众，恐失人心！”
而蔡京则是明面上附和着章惇，通过诉理所不断扩大冤狱范围，有时也从中捞取几个人拉拢成心腹，暗地里在努力培根自己的势力。
于是安惇在明处、蔡京在暗地里，被诉理所再度惩办的旧党达七八百家之多。此二人还联手炮制证据，诬陷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将谋废立，章惇乘势要求将司马光等已经去世之人的棺材挖出并进行鞭尸等处理，幸好赵煦还有一点理智，最终并没有答应。
而眼下这一次的朝堂争执，居然起源于一件对小人物的弹章：
七月，两浙转运副使胡宗哲上书，弹劾原宣德郎秦观在处州被削秩落职期间，时常与地方僧人私会相聚，并借吟诗作词而发泄心中不满，同时还附上了秦观近期所作的一些诗词为证。
要说这宋代文人因诗词惹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秦观在处州已经十分地注意，尽可能不去过问外面的时事，而是躲在寺庙里，与众位方丈、禅师谈谈佛经，叙叙佛理，聊天多了，就借着这些超脱于尘世之外的话题写几首诗而已。
这诗词一事，多因文字精炼，还会有许多典故。而同样的典故，又在不同人的理解下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只要一经解释，这没有问题的也会被翻找出一堆的问题。
原本这类痛打“落水狗”的事情，章惇都是“见本就批”，毫不手软。只是，这次对于秦观，他记起了之前自己的堂兄章楶在去西北前所提的一个条件：
西北战事未结束、秦刚未曾离开前线之前，轻易不要去触动秦观。
当时西线事急，他也没有多想，直接也就应承了下来。想到这事，他也就顺手把这个弹劾给驳回去了。
却没想到胡宗哲因为银行的事情在秦刚手上吃了亏，记着这仇，就又从三司这条线把弹章递到了尚书右丞蔡卞那里。
蔡卞此时也是暗地里一直在与章惇较劲，尤其是在打击旧党的事情上，既然大家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是一致的，那就经常会相互指责对方的漏失或手软。所以在看到了这样一条“明明就可以借机继续惩治旧党成员”的弹劾，居然之接被驳了回来，当下便拿到台面上来进行质问。
章惇知道蔡卞的小心思，他也没有隐瞒，就是明白说出了当时章楶在去往西线时曾提过来的这个要求，并解释道：“当下总是西北须用人之际，质夫的意思还是需要尊重一下的。我驳了这个弹章，并非是觉得它不好，只是这个秦观也就是一个小人物，现在又是在处州这种破地方落职着了，现在不去动他，也算不上是给了他什么翻身的机会。”
蔡卞虽听了这个原因，但也是极不满意：“这质夫也是越老越糊涂了，西北打仗，那么多的将官兵士都不好用么？非要看重这个年纪轻轻的秦徐之。当初可以越格给他提拔了一个权发遣的知保安军，但是他去了保安这么久，按吕吉甫最近发来的战报奏章里所说的，却是数他那个地方的情况最不给力！”
章惇听着拿上递过来的吕惠卿的奏章，冷眼看了看，发现上面确是如此之讲，当下也没什么话好讲。